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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 “一带一路”与皋亭山

二、考古发现颠覆了传统的丝绸起源说

丝绸既如此神妙，又是人类的创造物，故追踪丝绸之源，其实也就是对

人类文明历程的一种深入思考与追索。而贬低古文明，是否意味着今人的无
能——在古人耀眼辉煌的创造面前睁不开眼来？考古重新发现的古文明遗存，

常常令妄自尊大的今人羞愧不已。
考察丝绸的三种起源说，“四川说”是最站不住脚的。首先，关于传说中

蚕丛王的时代，《华阳国志》卷三《蜀志》记载：“周失纲纪，蜀先称王，有
蜀侯蚕丛，其目纵，始称王……”笔者并不认同蜀侯蚕丛王时代“在周后”这

么迟，不过从考古发现来看，四川不仅没有新石器时期的丝蚕实物证据，而且

直到目前，其最早的文化遗址也仅在4000多年前。而更早时期，山西已有蚕茧
出土，而浙江、河南更有丝绢等织物发现，四川区域还有什么起源地可说呢？

而“多中心论”，虽然是在浙江考古新发现基础上提出的，比“中原说”
有更可靠的实物依据，但由于是一种新说，并且起初的提出者主要是农业或工

业领域的研究者，关注的是蚕业或丝织业，在考古及文史等综合研究方面能力
较弱，故论述就显得笨拙而含混不清，缺乏史学方面有力的分析论证，其最后

的结论虽沿着考古发现迈出了一小步，但终究还是未跳出中原与四川旧说的框
架，无非搞了个大杂烩。事实上，“多中心论”仅是一种臆想，表现出对这方

面学术研究的无力。
由于“中原说”由来已久且势头较强，还有一些考古发现佐证，所以后来

学界又有新论：“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

条干线发展起来的。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，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
ꨁ
各自的养蚕文化。” 这其实是“多中心论”的变体——由“三中心论”转为
“二中心论”，仅淘汰了证据不足的“四川说”，故笔者依然不认同“二中心

ꨁ卫斯：《我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标志碑》，载《山西日报》2006年2月21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