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ge 46 - 良渚文明的圣地

杭州全书· 良渚丛书 良渚文明的圣地

年，不独藉此补充文献上所欠缺的材料，且从中国文化起源与发展而论，这次的
[1]
发现，亦不啻为东南的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础与途径” 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何天行是一位收藏家，而施昕更则是一名专业工作者。
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分别从民间和业内对良渚文化的发现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如果一定要评判他们各自的作用，我们只能说，从考古学的角度，施昕更是一
位敬业的先行者；从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来讲，何天行是一位热心的古物爱好者
和研究者。
施昕更与何天行通过对各自收集的实物资料进行分析阐述，得出相似的结
论，即良渚一带出土的遗物是典型的江南远古文化遗存，但良渚黑陶与山东城子
崖的黑陶共性较大，推断良渚黑陶是受山东黑陶“传播影响而发生，为同一文化
系统和产物”。同时他们也认为远古时期吴越地区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源流之一，
[2]
应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。
1939年底，梁思永在《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志》第四辑发表《龙山文化——

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》一文，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、豫北、杭州湾三个地
区，虽然将良渚黑陶归入山东龙山文化黑陶系统，但同时指出，杭州湾区的黑陶
盛行圜底器、圈足器和平行横线的凸纹，有别于山东沿海和豫北两区，杭州湾的
[3]
良渚遗址“显示出不可忽视的确定的地域差异” 。良渚文化的独立性似乎初见
端倪。

三、文化命名与重心锁定

施昕更与何天行的研究成果，为良渚文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。1955年冬，良
渚镇朱村兜村民在长坟边的水塘内挖土积肥，发现大量黑陶和木炭，浙江省文物
管理委员会派汪济英等前往清理并试掘，获得陶器、陶片及石器40余筐，其中完
整和可复原器达200余件，器形有罐、双鼻壶、豆、尊、簋、皿、盆、杯、网坠

[1]何天行：《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》，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一，1937年。
[2]施昕更：《良渚——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》，浙江省教育厅，民国二十七年
（1938年）。
[3]梁思永：《龙山文化——中国文明史前期之一》，《考古学报》第七册；又见《梁思永考古论
文集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59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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