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皋亭山与中外文化交流 015

的南方枢纽，大大促进了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内外贸易的拓展。
据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隋代杭州已是“珍异所聚，故商贾并辏”，而

李华《杭州刺史厅壁记》描写唐代杭州“咽喉吴越，势雄江海”“骈樯二十
里，开肆三万室”，虽不免夸张，但作为江南运河的南端，钱塘江入海口及浙

东运河起始点，商家之多，可想而知，其中就有来自海外的商贾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8世纪末中日之间开辟了一条利用季风横渡东海的新

航路，这对浙江和杭州的对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如日本的遣唐使频繁往

来于两国之间，大多数以浙江的明州（今宁波）或杭州湾为登陆点，杭州的海
港条件虽然不及明州，但有自己的出海口，即便于明州登岸的海外商贾，亦可
循浙东运河进入杭州。由澉浦（今浙江海盐杭州湾沿岸）登岸的海商，可由江

南运河到达杭州，丁桥皋亭山为必经之地。由陆路而来的西域胡商（也称商

胡），也辗转从运河进入杭州。据杜甫《解闷十二首》（其二）曰：“商胡离
别下扬州，忆上西陵故驿楼。为问淮南米贵贱，老夫乘兴欲东流。”可知，唐

代西陵（今杭州西兴，浙东运河起点）已经有了商胡的踪迹，而且淮南的粮价
要到西陵才能探知行情，足见唐代杭州商贸市场地位之重要。唐代杭州海外贸

易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丝织品，除了经由明州、泉州等大型海港转运出海之外，
也有不少是由杭州直接外销的。从杭州等地输出的丝织品，深受日本人的欢
ꨁ
迎。日本人把往返于中日间的海船和输入的丝织服饰称为“唐船吴服” 。
唐代杭州作为东南名郡和重要的贸易港口，随着外贸的不断发展，带动了

中西文化交流，来自阿拉伯、波斯等地的商人和侨民把伊斯兰教传到了杭州
等沿海城市，并且逐渐形成聚居区“蕃坊”。今日杭州羊坝头一带就是唐朝

的“蕃坊”，曾居留过大批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商人。相传唐武德年间（618—

626），埃及富商欧斯曼本·阿法尼在羊坝头独资建造了真教寺，这便是杭州凤
凰寺的前身。但此说迄今仍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。

五代吴越国时期，中原地区战乱不断，各地军阀画地为牢，南北陆路交通

ꨁ朱新予：《浙江丝绸史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28页。